在小区游乐场，9 岁的小樱与小伙伴两人玩着荡椅，兴致正酣时，小樱不慎从正在摆荡的荡椅上跌落，因重度颅脑损伤于当日死亡。小樱家长悲痛欲绝，将游乐设备公司、物业公司、居委会等诉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介绍，事发当日，吃好饭后，爸爸和奶奶带着 9 岁的小樱来到小区游乐场玩。期间，他们在小区微信群中询问是否有人下来一起玩耍。常和小樱一同玩耍的小可得知后欣然应允，小可父母见有小樱家长陪同，便没有一同前往。
不一会儿，四人到达小区游乐场，小樱和小可开始玩起各种游乐设备，小樱的爸爸和奶奶在不远处与邻居们悠闲地聊起天来。后来，小樱和小可两人独自玩起了游乐场里的荡椅。为了寻求刺激，两人并排站立在荡椅的脚踏板处，并将荡椅荡得很高。在两人玩得正高兴时，突然，小樱因无处抓握，从正在摆荡的荡椅上跌落到地上，被正在摆荡的荡椅底部击中头部并卡在了地面与荡椅之间。小樱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案件中荡椅有两处明显与国家强制标准不符，即：底部与地面距离过小；荡椅没有限位装置。也就是说，荡椅在安装时即在客观上存在重大安全缺陷，这是导致小樱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小樱家长疏于监管，应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游乐设备公司作为该荡椅的销售商和安装商承担 60%责任，共计赔偿小樱家长 107.2 万余元；驳回小樱家长其余诉请。
游乐设备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责任主体问题，也就是小樱家长的合理损失应由谁来承担；二是责任比例问题，各方责任主体各自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
关于责任主体，游乐设备公司上诉认为自己不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荡椅底部与地面的距离仅为 94 毫米，远远低于国家强制标准所规定的 400 毫米；并且该荡椅无限位装置，摆动幅度不受限制，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中单侧摆动幅度不得大于 45 度的规定。如上所述，该荡椅并未达到国家强制标准，存在重大的安全缺陷，相应缺陷是致使小樱死亡的主要原因，游乐设备公司作为荡椅的销售商和安装商，理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小樱与小可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行为的危险性以及可能的损害后果并不清楚，所以应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而小樱的家长，事发时在旁与人聊天，使两个孩子脱离其视线独自玩乐，未能尽到合理且必要的看护和监管职责，疏于履行监管义务，与小樱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而居委、物业和街道等主体，在本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责任比例，游乐设备公司是该荡椅的销售商和安装商，因荡椅未达到国家强制标准，存在重大的安全缺陷，并导致小樱死亡，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依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小樱家长自身存在监管不当的过错，可由此减轻侵权人游乐设备公司的责任。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对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等因素，酌情确定由游乐设备公司对小樱家长的合理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小樱家长自担 40%的责任。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