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的新闻上了热搜。虽是极端个案，却折射出老年群体在租房市场中遭遇的较为普遍的困境。
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其中近20%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但现实中，许多老年人面对的却是中介的婉拒、房东的冷漠与合同中的“年龄条款”。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显示，超三分之二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要求“子女陪同签约”或直接拒绝。
房东和中介的担忧听起来十分“理性”：老人健康风险高、自理能力弱，一旦发生意外，可能引发法律纠纷或导致房屋贬值。此前，就有上海某房东因租客携带94岁失能老人入住而毁约，虽被法院判决违约，却暴露出市场对高龄租客的排斥。
老年人租房难的本质，是社会对衰老的恐惧被异化为经济风险。房东的“理性计算”背后，是社会保障缺位与法律模糊性的转嫁。一方面，我国租赁相关法律未明确禁止年龄歧视，房东可借“合同自由”之名行排斥之实；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体系尚未覆盖租房场景，意外责任界定不清，加剧了房东的避险心理。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租房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当前租赁房源多以年轻人为目标群体，鲜有适老化设计。低楼层、无障碍通道、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稀缺，而新建小区房东又因“风险厌恶”拒绝老人。供需错位下，老年人被迫在“老破小”与“拒租令”间挣扎。
打破老年租房困局，需从制度、市场、社会观念三方面协同发力。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禁止年龄歧视，但缺乏实施细则。可借鉴我国一些城市的实践经验，将“禁止租房年龄歧视”写入地方性法规，并建立“黑名单”公示制度，严惩违规中介与房东。同时，落实公租房优先配租政策，扩大适老化租赁房源供给，如将老旧小区改造与老年公寓建设结合，提供带电梯、防滑设施的“定制化”住房。
同时，要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合同设计化解房东顾虑。例如，引入担保人制度，要求子女或亲属作为租金支付连带责任人；增设免责条款，明确非因房东过错导致的意外责任归属；鼓励保险公司开发“老年人租房意外险”，分散风险。从目前的已有案例实践来看，此类措施能有效提升房东接纳意愿。
更重要的是，深度老龄化的中国，需要从消解偏见入手，重塑社会认知。过去的经验和实践，往往将老龄化塑造成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若将视野拉长至人类文明史的维度，或许会发现——真正需要颠覆的，不是人口结构本身，而是我们认知老龄化的思维方式，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所言：“高龄化社会不是问题，而是人类战胜饥饿、疾病与战争后必然抵达的港湾。”
数据显示，我国60-69岁老年人中，半数以上仍具社会参与意愿与能力，他们身上蕴藏的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是破解“人口红利消退论”的一把密钥，面对3亿老年人口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我们的政策设计也必须突破单向度的“养老”思维。
比如，北京、上海探索的“代际共融”，让空巢老人与都市青年共享生活空间，重现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俗谚；江苏、广东等地提出建设银发经济特色园区，发展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潜力产业，颠覆了“老年即负担”的偏见……当老龄化褪去“危机”的标签，才能真正实现从“应对”到“共生”的发展范式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