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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葆昌个人的私欲也较强,瓷器烧制的落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烧的。另一款用“觯斋”为款的瓷器,是为自己烧造的。这类瓷器胎质细腻,画工精细,别具一格。袁世凯复辟结束后不久,“洪宪”瓷业也如昙花一现。“居仁堂制”款瓷器后来被收藏家所追捧,社会上出现一批洪宪瓷,其中不乏名家手笔。袁世凯死后,郭所提取的文华殿瓷器,尽归其私有,后来郭葆昌成了瓷器收藏家。郭葆昌辑成的《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翔实考订了唐英(字俊公)这位雍乾两朝督陶官的一生,是研究清代官窑的开山之作。唐英(1682~1756年),沈阳人,清雍正元年(1723),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1728),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1743)11月结束陶务离镇,在镇协理陶务长达15年之久。雍正八年(1730),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著就《陶成纪事》;乾隆八年(1743),撰写《陶冶图说》,并制图20幅,对景德镇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郭葆昌深受唐英的影响,世人称其为“洪宪御瓷”郭葆昌。郭葆昌因其在古陶瓷上的艺术造诣,被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负责瓷器鉴定。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的瓷器陈列,多经郭氏审定。1941年,郭葆昌去世后,遗愿将生平所藏瓷器捐献给故宫。尽管“洪宪”瓷的烧造时间不长,但是作为最后的“官窑”,将中国近代制瓷工艺推向一个高峰。“洪宪”瓷的精心烧造也成就了郭葆昌的一生。之后的徐世昌、曹锟等人在景德镇命人定烧的私人用器如“静远堂制”款瓷器、“延庆楼制”款瓷器等,无论器形、釉色还是款识,都深受“洪宪”瓷的影响。在郭葆昌的督陶下,景德镇制瓷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洪宪御瓷”已被收藏界视作中国瓷业史上的一朵复兴之花。这些瓷器绘画精细,用料考究,烧制完美,成为民国时期瓷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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