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普通犯罪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彰显法律的惩治、预防、教育、引导功能，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他在举例中还提到，对涉罪未成年人一般应当依法从宽，但对极个别主观恶性大、再犯可能性大的未成年犯以及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未成年犯，依法该核准追诉的要核准，该起诉的就要起诉。
侯亚辉介绍，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并重，牢牢把握宽严相济的首要前提是严格依法，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不是法外加重。坚持辩证把握宽与严的关系，“严”和“宽”两手抓，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有效促进了矛盾化解、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始终保持“严”的震慑。“严”的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一杀多人”、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犯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生活安宁的网络犯罪，以及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犯罪，坚持当严则严，该捕即捕、依法追诉。2024年前三季度检察机关起诉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4.4万人，起诉涉黑恶犯罪7682人，最高检对云南镇雄县李某故意杀人案等重大恶性案件和5件重大涉黑恶案件挂牌督办，指导依法妥善办理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等案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是注重发挥“宽”的教育作用。各级检察机关坚持发挥批捕、起诉职能作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遵循我国违法与犯罪二元制裁特点，依法规范“宽”的一面，对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犯罪，依法落实“宽”的政策，最大限度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党中央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法律化的具体体现。各级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全面准确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自制度实施六年来超过8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服判率96.6%，高出不认罪案件18.9个百分点，有效促进罪犯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
三是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宽严相济的核心要义是区别对待，宽中也有严，严中也有宽。检察机关全面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坚持轻微犯罪不是一律从宽，有从重处罚情节、主观恶性大的，也依法从严；严重犯罪原则上应当“严”的同时，对具有自首、立功等从宽情节的，也依法从宽。
侯亚辉提到，比如对涉罪未成年人一般应当依法从宽，但对极个别主观恶性大、再犯可能性大的未成年犯以及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未成年犯，依法该核准追诉的要核准，该起诉的就要起诉。
又如，在醉驾治理问题中，检察机关严格执行“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将立案情节进一步细化，通过“酒精含量+情节”的方式划分入罪标准，对没有从重处理情节的案件不再按犯罪处理，但是对符合刑事追诉条件的，依法该起诉起诉，充分体现对危险驾驶犯罪这类轻微犯罪从严惩治的一面。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危险驾驶案件25万人，同比下降41.3%。提起公诉危险驾驶案件21.2万人，同比下降14.9%。人民法院判决中，判处实刑比例60.2%，同比上升8.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