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中国统计年鉴2024》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自2022年起，这是全国人口负增长的第二年，而且降幅从-0.60‰扩大到-1.48‰。
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曾预估2027~2032年中国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实更为残酷，负增长的这一刻提前了5年之多。
20年前，政策曾畅想过人口零增长的时代，并将之定为目标。如今当这一刻到来，紧张取代了理想，人口减少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到了紧要时刻。
最近陆续有地方宣布，2024年上半年的人口出生数据要好于2023年同期。比如湖北省天门市，截至2024年8月14日，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不仅扭转了出生人口连年下滑的趋势，还逆势增长11.3%。
多地出现的生育热潮，会是乐观信号吗？
根据最新《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全国人口总数连降两年，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了208万人。在2022年、2023年短短两年内，跨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2023年，仅有西藏、宁夏、贵州三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超过10‰。
与人口负增长大势相反的是，2024年上半年积极的信号出现：全国多地出生人口数出现“反弹”。
在一场座谈会上，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风华披露了一组数据，2024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住院分娩活产数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4%。这一数据表明，2024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数的降速放缓，若下半年情况保持乐观，今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数将出现小幅增长。
广东省是我国人口大省，既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又有人数以千万计的跨省流动青年人口，推高了这一地区的生育率。
2023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数为103万人，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并占据了全国11.3%的出生人口。因此，该地出生人口的降速放缓，甚至出现回升的可能性，对于2024年的人口和生育压力缓解，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同样“能生”的山东省，2023年，该省以61万人的出生人口数，位列全国第三。2024年上半年，省内也有城市的出生人口出现小幅增长。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杜维平在一场直播中介绍，2024年1~6月，青岛市户籍人口出生数为22669人，同比增长5.93%，拉回了连续两年下滑的趋势。根据预产期在下半年的产妇建册数量，2024年下半年出生户籍人口预计为约2.5万人。全市2024年出生人口将与去年持平，或略高。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称，2024年上半年全盟共出生735人，较上年同期增长7.3%；
在东三省出生人口数“洼地”，大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生育政策和各项配套措施落地完善，大庆市在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上升。
“短期来看，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有力度的生育补贴政策对于促进生育，会起效较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凡解释，比如，湖北省天门市，在2023年9月出台了生育鼓励政策，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享受9.63万元和16.51万元的生育补助。2024年截至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同比增长了11.3%。
而在更大范围内，多位人口专家认为，2024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小幅回弹”，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生育推迟出现了补偿效应。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分析称，疫情期间我国生育率呈下行趋势，按照人口学规律，疫情结束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弹，但反弹多少无法预测。
他还提示关注一组数据，“2023年的结婚人数也有回弹，结婚对数达到768.21万对，同比增长12.4%，按照中国人结婚后普遍1~2年生孩子的习惯，2024年出生人口数可能随之上升。”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人口形势转好？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强调，当前的出生人口数反弹仍是地方性的、局部的、短期的，反弹虽令人鼓舞，但对此还需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她指出，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发生初期，人口总量通常并不会一路下行，而是可能围绕“零增长区间”上下波动，“2024年出生人口数应该会多于2023年，但至于能否达到正增长，还不确定，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已成既定事实，出生人口数下行和人口负增长是未来人口发展大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提到，“出生人口反弹，只存在于今年还是能够延续几年，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原新也表示，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长期态势已经是板上钉钉，不会因为一时的回暖而改变。
总和生育率，是理解当下中国所处的低生育困境一个最普遍、最综合的指标。
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能达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人口数量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
1991年，因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01，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自此一路走低。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中，测算得到的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0。
“在人口转变发生时，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总和生育率降到2.1左右之后，就会停留在更替水平附近。”宋健感叹，但源于欧洲的实践证明，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会跌入不足1.5的“低生育率陷阱”。
按照国际惯例，人口负增长往往是“短期温和，逐步加速”。
宋健认为，近两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跌破1000万人，是最出乎意料的，也值得警醒。“1000万可以被视为一个关口，因为每年中国的死亡人口数大概是这个级别，如果出生人口数不足1000万，大概率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而与史无前例的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长寿时代”，以及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事实。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到2.16亿人，老年抚养比为22.5%。换言之，目前，我国每4.4名劳动年龄人口，就养1名老年人。
当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处在低生育率与中度老龄化的困局相互交织的局面之中。
“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凡解释，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规模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在整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
二者的根源都在“少子化”，生育水平下降是导致人口规模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这需要引起重视。
这又回到老问题上：是什么在影响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二是生育时间推迟。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2023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3亿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今年年初在一场研讨会上介绍，2017年至2022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了500万，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440万。
在宋健看来，就“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学机制而言，育龄妇女的减少已成既定事实。但是，生育时间推迟导致的出生人口下降，则有可能通过生育政策缓解。通过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那些“想生不敢生”育龄人群的困境。
地方“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
“最高10万，奖励3年！”一周前，甘肃省酒泉市肃北县宣布奖励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针对自愿生育一孩的家庭，当地也将评估后奖励1万元。
此前，这座面积接近甘肃省的六分之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平均每月的新生儿数量不到5人。2023年，肃北县出生率为5.31‰，创历史新低，甚至也低于我国6.39‰的人口出生率。当地敲响警钟。肃北县也不得不“出重金”鼓励生育。
各地生育补贴政策密集出台，全国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但多数地区的补贴在几千元~一万多元的区间。
比如，江西省上犹县出台规定，“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育后且已在我县上户口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000元”；浙江省杭州市，对怀孕（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三孩的5000元，对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补助20000元；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对二孩补贴6000元，三孩补贴12000元。
在全国层面，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首次提出要建立生育补贴制度。除此之外，还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覆盖了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甚至到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力图解决阻碍生育的重重障碍。但针对补贴标准和各级财政如何分担？仍需一些时日观察。
补给谁？在大部分地区，补贴都补给了“多孩家庭”，仅有重庆、福州、天津、温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针对一孩有所补贴，但力度也不及二孩、三孩。对此原新建议，“一孩是保证出生人口数的基本，更应该关注的是一孩，这才是最大的量。”
补多少？人口学者何亚福研究过一些欧洲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他发现，南欧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普遍比北欧国家低，总和生育率也较低。北欧国家中，芬兰的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是最低的，生育率在北欧国家中也是最低的。这说明补贴生育的金额越高，越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在我国，高补贴目前尚不现实。“大家对补贴的期待会比较高，但一开始力度可能不会很大。不过先建立制度，以后可以慢慢改善。”杨凡说。
生育政策，还能鼓动生育吗？
自2011年开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预想中的生育潮却一次又一次落空。
我国自2021年起实施三孩及配套支持政策，到如今已三年有余。但不少人口学家认为，三年仍不足以观察到其成效。
“三年时间，要改变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那么快。”杨凡表示，“但生育支持政策评价非常重要，现在也是学术研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较早进入低生育社会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或可提供借鉴。“整体来讲，生育支持政策是有用的。”宋健说，但具体而言是给钱更有用？还是放假更有用？国外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这与国家制度、实施时机、人群差异性等因素都有关。
即使当下仍处成效尚难观察的“盲盒时期”，但不妨碍继续优化完善政策。宋健认为，育龄人群可以按生育周期阶段分为未婚、已婚未育、不孕不育、已婚一孩、已婚二孩等不同情况，这些人群对于政策的需求不同。“如果生育支持政策把育龄人群当做同质群体，政策供给和实际需求就可能产生偏差。”宋健说，“优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尽可能匹配人群需求和政策供给，以便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2021年放开三孩的政策，出生人口没有反弹反而连年下降。因为原本积压的二孩生育在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已经释放，三孩及以上生育的意愿和需求本身就很少，从现在看，政策对人们生育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了。”
如今，到了90后生育子女的时代，生育意愿是更大的作用。对“90后”而言，在其价值观养成阶段，一直接受独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深入人心的政策宣传，甚至形成新的社会模式。而到这一代人生育时，社会风向突变，可大船掉头哪有那么容易？
杨凡也表示，生育支持政策评价“不能把人当成工具”。生育支持政策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孩子的压力，是为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提高了，生育意愿自然就提升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宏观经济的走向，“宏观经济形势积极向上，群众对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预期有所期待，也会提高生育率。”周海旺说。
这些影响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或许都在释放一个信号：这一次，当人群的生育意愿再次调转航向，需要多少年，多少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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